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年—前221年），是古代东亚文明区文化的创新期、奠基期。

尤其是康有为和章太炎，他们一方面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殿军，另一方面又是教育改革和新的学术范式的创立者，其身份的多样性，恰好反映了儒学在现在学科体系内的矛盾境地：价值信仰性和学术中立性之间充满张力。而他所主持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学科性立场，在对新儒家立足于文化本位的努力进行肯定的同时，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儒家价值进行扬弃。

然而，带有信仰意味的儒学史写作是否就是最合理的撰写范式？这涉及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框架中，方克立将现代新儒家思潮和儒学第三期发展相互勾连，认为这是一体之两面。 刘笑敢指出，不同的身份定向意味着不同的行为标准和要求。因此，在李泽厚看来，牟宗三等的儒学三期说，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思考并没有超出宋明理学多少，他说： 现代新儒学搞出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并没有脱出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内圣开外王，心性第一，只是略微吸收了一些外国哲学，但也不多，词语、观念、说法新颖和细致了一些而已，它远不足开出一个真正的新时期。在学科化的大势下，儒学的价值取向并没有消失，而以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其发展史是一种理论的必然要求。

所以第三期发展中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民主科学的融合，其作用与价值，必将为世界性，而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 杜维明并不认为刘述先的观点能代表所有的新儒家学者，不过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一个学者，他宣称自身代表儒家与别的文明系统展开对话，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要求，他要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信徒一样，坚信儒家文明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具有终极意义。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蒸汽机的发明将技术进步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体的价值目标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但民族国家本身所内涵的矛盾，即国家在承担对内保护国民和对外防御侵略的职能之间，经常会出现基于国家利益而导致的价值紧张。不过，更为明确的是，荀子相信人性中存在着自私的倾向，需要圣人制定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使社会在一个各安其位的状态下和谐地生活。三、人工智能会造成人类的进化还是异化 前文已经指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可能的智能机器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

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达到互相理解，建立起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人工智能的社会也会导致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社会整合过程失去价值。

其三，从技术的角度看，未来世界可能会存在三种人：第一种是自然人，即在天然环境下生下来的人。更多的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的可能性。在中国早期的经典《周易?系辞》中，曾描述了圣人通过制器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一个保护国民的个人权利的国家可能同时是对弱小国家进行殖民乃至剥夺别的国家国民的个人权利的罪魁。

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人类离原始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又远了一步。《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理解为非本能化地定义人类的经典性表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则使得我们可以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干预，在人类的延续过程中有充分选择的可能性。很显然，人工智能何时具有情绪控制能力以及自我意识，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描绘出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那么具体到儒家思想的角度，人工智能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如何?如果说，自19世纪开始的儒学危机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带来的结果，那么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从而是否会构成儒学的一场新的危机呢?这或许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以设想的后果是，如果人工智能拥有自主的情感处置功能，那么他们与正常的人类之间会产生族群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社会对抗。如此，一方面把古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

在荒怠和迷失中，这样的天赋被掩盖，而失去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成为小人;而总有一些人能够在社会的磨砺中，并不失掉他的良知，并通过各种方式存养浩然之气，这样的人变成大人。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他为社会、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因为，现代性的思路只是要消解家庭血缘伦理，而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则从源头上改变了人自身，改变人类的再生产和组织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伦道德的讨论的确十分丰富，不过，古代哲学家们对于科技的发展始终不是十分热心。与孟子相比，看起来荀子的生命意识缺乏主动的态度。这种差异被梁漱溟称为伦理本位。

2018年11月26日人民网报道了相关消息，称之为疾病预防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从上世纪开始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的标志，人们对其加以充分关注是很自然的事。

但如果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预见，以后人们可以在出生环节改善智商或体质。我们并不能说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种由道德人假说向理性人假说的转进，而只能说，人类越发认识到个体自然存在的价值，人类的未来需要将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互相否定。

儒家强调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二、人与机器之几希 孟子所强调的道德意识帮助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并确立人自己的人格目标。

不过，直到克隆技术的诞生以及涉及人类自身的结构的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们对此一新的技术革命的关注讨论方才开始升级。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成为大人和堕落为小人的选择中，个人的意志尤为重要，通过选择的过程，儒家的生命意识得到显现。当人工智能的非血缘化社会形成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便不复存在，由此而形成的人类社会是否会变成一个无情的社会，或者变成一个情感程序化的社会，这必将带来新的道德困境。

不能以人的力量来改变自然，给牛穿鼻子和给马加马鞍都是对其自然本性的毁灭。综合孟子和荀子对于人之为人的讨论，儒家对于人的认识，整体上倾向于从可能到实现的角度来理解，这样，就把生物意义上的人与进入社会生活之后的人区别开来。

很快，贺建奎的突破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巨大争议。以在中国被广泛宣传的阿尔法狗与柯洁和李世石的围棋比赛为例，围棋的变化被认为是所有智力游戏中最为复杂的，但是阿尔法狗还是很轻易地掌握了，并战胜了人类当下最高水平的棋手柯洁和李世石。

人类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以往的人类创造出不同的工具为自己服务，但当工具本身可能具有摆脱创造者的控制力的时候，这就好比人类的下一代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存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的时候，他的发展已经不再由人类所定义，由此，人类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由此，儒家的生命意识是生理性的人类个体和社会性的理想人格的矛盾综合体。

在那时，人们借助技术手段并不能改变自然的状态，而只是利用自然能力的扩展。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个体自身并不能独立体现出价值，只有在社会性和人类历史的维度，个人的存在才能表现出永恒性。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那么哲学家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应该与这些科学家们形成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科学家们了解传统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认识，并讨论这些资源对于形成我们现代生活意义的参考价值。一、儒家对生命意识的独特认知 传统理论对于人的认识是极其丰富的。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儒家 家族 智能人 。创造工具以合理地改变地球与保持事物特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尤其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围绕着牛是否应该被穿鼻子、马是否应该加上马鞍这些问题展开过讨论。

其次，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利益往往成为阻碍技术转移和技术分享的屏障。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